为什么说印度可能赶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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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印度可能赶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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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印度经济的关注，除了它与中国一样有着当今世界不多见的漂亮增长外，还跟一篇文章有关——自去年底以来，它便在中国的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释了印度目前的增长，也有根据地预测了它将来的令人敬畏的增长潜力。
两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级市场远不及中国繁荣的印度，在货币与资本的高级市场上却比中国更有效率。
我以为他们判断是有根据的。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这个数字与印度愿意承认的差不多。据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到当年的3月底，印度银行系统总的不良资产减少超过200亿卢比，占净资产的4．4％。而在我记忆里的同类数字，中国银行业愿意承认的不良资产率至少在25％。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印度比，更是有着差距。过去两年，中国物物交易市场的繁荣为世界叹为观止，但股票市场却表演着骇人听闻的欺诈和全球独一无二的跳水。据统计，至少有8000亿元市值化为乌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场的表现与它的经济增长相互辉映，让国内外投资者喜笑颜开。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3年11月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最高纪录，12月的情况同样乐观。作为印度股市指针的孟买BSE指数，12月19日收报5541．3点，较2002年底的3374．9点，累计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丰收。在香港可以投资的6只印度基金，2003年回报率在3．76％－106．38％不等，而且升势未停。
中印两国高级市场景象迥异，说明中国市场运行有着更高的成本和费用，说明印度比中国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场费用。在这方面，印度堪为中国的老师。
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据国外专家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7％，而印度增长率为6％。但中国储蓄率高达40％，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24％，外资也比较少。因此，实际上就是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只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企业，质量出现较大差异。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这些公司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与此同时国外分析家又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富人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评论有些苛刻，但下面几项国际调查倒多少有些印证。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印度降低高级市场的成本靠的是什么呢？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看过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在一套相对较好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高级市场，显然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和保护真正市场化企业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不仅让具备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人易于获得资源，还酝酿社会共识；既使像穆尔蒂（信息系统公司的创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社会还把他们当作民间英雄。
中国人不可理喻的却是自身：我们为何仍然缺乏足够的法治制度和意识，来恰当地对待私人财富和特定条件下发达起来的、似乎“脏兮兮”的富人和企业家？富人犯法与穷人同罪，但绝不意味着富人重罪；富人有罪无罪与穷人同一裁决标准，但绝不因为他是富人就应从严获罪。但富人目前恐怕还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还远没有发达到比尔·盖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溃了。
何况，印度还有一块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长储备。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约2000万的同胞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从自己海外侨民那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与中国一样达到50％，而不是现在的10％，那么，印度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就像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领先之处
增长率：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而印度只有6％。
基础设施：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电力部门和工业园区。
外国投资：中国一年大约能吸引500多亿美元外资，而印度引资数仅为40亿美元。
出口：200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优势所在
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资本市场：私营公司的融资渠道比较通畅，而中国则较钟爱国有企业。
司法体系：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权保护体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大约占35％，在中国这个比例为45％。
（资料来源：《商业周刊》）
问题在于人口——尤其是亿万农民
然而，要是说印度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国，我认为塔伦·凯纳和黄亚声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称的那样：“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
的确，仅凭中国现在远远大于印度的多个经济总量，不能说中国的未来比印度更有潜力；同样，也不能仅仅根据印度高级市场和技术密集市场比中国更有效率，就预言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效率高而费用低的高级市场，肯定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这个市场与该国最紧要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
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经济增长不可能不受农村剩余劳动的约束。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往往缺乏切肤感受，难得将它作为一种价格或成本约束来认真对待。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和处在市场边缘的数亿农民。印度的高级市场，以及初级市场里的软件信息产业、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其实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过剩劳动力如何就业是印度的大问题，但印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市场与此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事实上，印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大规模匹配和容纳密集劳动的产业。
中国在初级市场方面，却较成功地让制造业与密集劳动融合在了一起，显然容纳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劳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与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高度相关。有一个可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市场，使亿万人民在其中获得收入并增加购买，是中印这类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欲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平台。这个平台的获得并不容易，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还好，中国不拒绝可口可乐
但仍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是鄙薄初级市场的，而且直言苦劳于斯对外资是有害的。显然，他们对人类生活有着更神圣的期许。他们向中国推荐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抗。前不久，学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说，他前不久与知名学者王绍光去过印度，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
李少君说，他和王绍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义。他说，陪同他们的印度教授从来只用国产货。他们饿了，买饼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见他们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乐或矿泉水，便委婉地建议他们喝椰子水。印度的教授们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努力影响更多的人。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全国性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据李少君说，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
李少君为中国汗颜了：“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20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德基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印度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我认为，如果把印度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优点看成是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就要害人害国。
印度的劳动力中有70％是农民，与中国一样，有着浩大的剩余劳动队伍需要国际国内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国内企业一时开拓不出这么大容积的市场，利用外资又有什么错呢？2003年，中国出口的4000亿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仅在国际市场就做了近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生意——这意味着有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因就业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购买，有多少经济增长因购买而产生？
不久前，一个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会在印度召开。我想，中国是不太会同意这种大会在自己国土上召开，而向国外投资者发出一种含混信号的。我看见电视上那些在印度街头游行的各国人士，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麻烦。
李少君还向中国推荐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称赞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扎根农村，用各种方法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反抗全球化。曾看过一位印度高官的预测，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赶上中国需要10年。我查了资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是570亿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国的零头。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庆幸，中国那些崇尚民族主义的专家学者没有主宰政策。否则，印度肯定超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不妨向印度“学习”。
快马加鞭，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对三来一补等看似卑贱的加工制造业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能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国际国内市场，是中国的独门绝技的话，印度这个市场则还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费用和成本无人买单。而且在内需方面，印度显然还像若干年前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指望在你这里卖多少东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竞争力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往外卖；而中国已在超越这个阶段。大致的情形是，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市场竞争，印度有着它难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难吸引世界相应的资源。
实际上，印度还有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成本。它地处南亚，近几年的夏季常有50摄氏度的高温。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描述过远古时气候成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前些年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北纬多少度以上，大抵谈的就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的角度看，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我个人的推测是，只要中国坚定这样的共识，即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所谓市场经济建设就是扩展容纳密集劳动的市场，同时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就依然一骑绝尘。
香港的张五常在一篇论及人民币如何下锚的随笔里曾说，中国不要眼睛光盯着发达国家，还要经常看看身后或身边的竞争者，比如印度就很厉害。但印度究竟会有多厉害呢？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释了印度目前的增长，也有根据地预测了它将来的令人敬畏的增长潜力。
两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级市场远不及中国繁荣的印度，在货币与资本的高级市场上却比中国更有效率。
我以为他们判断是有根据的。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这个数字与印度愿意承认的差不多。据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到当年的3月底，印度银行系统总的不良资产减少超过200亿卢比，占净资产的4．4％。而在我记忆里的同类数字，中国银行业愿意承认的不良资产率至少在25％。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印度比，更是有着差距。过去两年，中国物物交易市场的繁荣为世界叹为观止，但股票市场却表演着骇人听闻的欺诈和全球独一无二的跳水。据统计，至少有8000亿元市值化为乌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场的表现与它的经济增长相互辉映，让国内外投资者喜笑颜开。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3年11月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最高纪录，12月的情况同样乐观。作为印度股市指针的孟买BSE指数，12月19日收报5541．3点，较2002年底的3374．9点，累计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丰收。在香港可以投资的6只印度基金，2003年回报率在3．76％－106．38％不等，而且升势未停。
中印两国高级市场景象迥异，说明中国市场运行有着更高的成本和费用，说明印度比中国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场费用。在这方面，印度堪为中国的老师。
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据国外专家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7％，而印度增长率为6％。但中国储蓄率高达40％，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24％，外资也比较少。因此，实际上就是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只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企业，质量出现较大差异。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这些公司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与此同时国外分析家又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富人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评论有些苛刻，但下面几项国际调查倒多少有些印证。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印度降低高级市场的成本靠的是什么呢？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看过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在一套相对较好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高级市场，显然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和保护真正市场化企业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不仅让具备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人易于获得资源，还酝酿社会共识；既使像穆尔蒂（信息系统公司的创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社会还把他们当作民间英雄。
中国人不可理喻的却是自身：我们为何仍然缺乏足够的法治制度和意识，来恰当地对待私人财富和特定条件下发达起来的、似乎“脏兮兮”的富人和企业家？富人犯法与穷人同罪，但绝不意味着富人重罪；富人有罪无罪与穷人同一裁决标准，但绝不因为他是富人就应从严获罪。但富人目前恐怕还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还远没有发达到比尔·盖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溃了。
何况，印度还有一块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长储备。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约2000万的同胞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从自己海外侨民那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与中国一样达到50％，而不是现在的10％，那么，印度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就像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领先之处
增长率：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而印度只有6％。
基础设施：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电力部门和工业园区。
外国投资：中国一年大约能吸引500多亿美元外资，而印度引资数仅为40亿美元。
出口：200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优势所在
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资本市场：私营公司的融资渠道比较通畅，而中国则较钟爱国有企业。
司法体系：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权保护体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大约占35％，在中国这个比例为45％。
（资料来源：《商业周刊》）
问题在于人口——尤其是亿万农民
然而，要是说印度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国，我认为塔伦·凯纳和黄亚声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称的那样：“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
的确，仅凭中国现在远远大于印度的多个经济总量，不能说中国的未来比印度更有潜力；同样，也不能仅仅根据印度高级市场和技术密集市场比中国更有效率，就预言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效率高而费用低的高级市场，肯定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这个市场与该国最紧要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
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经济增长不可能不受农村剩余劳动的约束。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往往缺乏切肤感受，难得将它作为一种价格或成本约束来认真对待。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和处在市场边缘的数亿农民。印度的高级市场，以及初级市场里的软件信息产业、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其实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过剩劳动力如何就业是印度的大问题，但印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市场与此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事实上，印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大规模匹配和容纳密集劳动的产业。
中国在初级市场方面，却较成功地让制造业与密集劳动融合在了一起，显然容纳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劳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与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高度相关。有一个可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市场，使亿万人民在其中获得收入并增加购买，是中印这类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欲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平台。这个平台的获得并不容易，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还好，中国不拒绝可口可乐
但仍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是鄙薄初级市场的，而且直言苦劳于斯对外资是有害的。显然，他们对人类生活有着更神圣的期许。他们向中国推荐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抗。前不久，学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说，他前不久与知名学者王绍光去过印度，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
李少君说，他和王绍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义。他说，陪同他们的印度教授从来只用国产货。他们饿了，买饼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见他们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乐或矿泉水，便委婉地建议他们喝椰子水。印度的教授们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努力影响更多的人。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全国性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据李少君说，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
李少君为中国汗颜了：“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20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德基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印度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我认为，如果把印度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优点看成是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就要害人害国。
印度的劳动力中有70％是农民，与中国一样，有着浩大的剩余劳动队伍需要国际国内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国内企业一时开拓不出这么大容积的市场，利用外资又有什么错呢？2003年，中国出口的4000亿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仅在国际市场就做了近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生意——这意味着有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因就业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购买，有多少经济增长因购买而产生？
不久前，一个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会在印度召开。我想，中国是不太会同意这种大会在自己国土上召开，而向国外投资者发出一种含混信号的。我看见电视上那些在印度街头游行的各国人士，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麻烦。
李少君还向中国推荐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称赞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扎根农村，用各种方法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反抗全球化。曾看过一位印度高官的预测，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赶上中国需要10年。我查了资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是570亿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国的零头。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庆幸，中国那些崇尚民族主义的专家学者没有主宰政策。否则，印度肯定超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不妨向印度“学习”。
快马加鞭，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对三来一补等看似卑贱的加工制造业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能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国际国内市场，是中国的独门绝技的话，印度这个市场则还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费用和成本无人买单。而且在内需方面，印度显然还像若干年前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指望在你这里卖多少东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竞争力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往外卖；而中国已在超越这个阶段。大致的情形是，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市场竞争，印度有着它难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难吸引世界相应的资源。
实际上，印度还有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成本。它地处南亚，近几年的夏季常有50摄氏度的高温。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描述过远古时气候成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前些年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北纬多少度以上，大抵谈的就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的角度看，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我个人的推测是，只要中国坚定这样的共识，即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所谓市场经济建设就是扩展容纳密集劳动的市场，同时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就依然一骑绝尘。
香港的张五常在一篇论及人民币如何下锚的随笔里曾说，中国不要眼睛光盯着发达国家，还要经常看看身后或身边的竞争者，比如印度就很厉害。但印度究竟会有多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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